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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谦:关于乡村旅游之管锥

admin   2019-01-29 16:00   来源:未知 关闭窗口

  对于我国的乡村旅游,人们谈论得已经很多很多了,如果从1989年4月“中国农民旅游协会”更名为“中国乡村旅游协会”算起,迄今也已经有29年了。如果问问“搜狗”引擎,那么,它将能够展现给你100多万条的相关结果(1384145条);如果换成“百度”引擎,其结果还会有将近10倍的增长(12800000条)。由此也不难推知,人们现在对乡村旅游的关注已经多么广泛。

  如果把这个关注缩小到研究文献的范围,那么从2000年1月1日到现今(2018年8月31日),仅仅“中国知网”收入的以“乡村旅游”作为主题的重要文献就多达一万余份(10242份,其中以“乡村旅游”作为文献题目的也有6366份之多)。如果就其深入程度而言,这些年来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选用“乡村旅游”作为毕业论文题目硕博学位论文,也几近1000份(946份)。如果再加上以别的文题(诸如“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农家乐”以及“新农村建设”等)对乡村旅游进行实质性细化研究的专题文献,那么可以说,上万研究者对此的钻研,无论是总体还是它的各个侧面或层面,应该都是十分丰富,十分广泛的了。请见下表1。

  对于乡村旅游,笔者此前也有过一些关注。笔者的最早介入,是在北京旅游学院为京郊农民旅游协会(筹)举办的乡村旅游培训班讲课,同时也与来自京郊农民旅游的亲为者有了较多的交流。正是因为对京郊农家旅游等有了进一步的接触与思考,这才陆续写出了《乡村旅游与未来》、《乡村旅游、农业旅游与民俗旅游——关于乡村旅游、农业旅游与民俗旅游的个人诠释》(后来修订稿再发表时改称《关于乡村旅游、农业旅游与民俗旅游的几点辨析》)、《乡村旅游与城市文明——关于乡村旅游的人文精神》、《发展乡村旅游的三个重要条件》、《关于乡村旅游的回顾和几点再认识》等。个人这些拙文所论述的,既有对定义概念与界说的阐释,也有对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历程与分期的认识,更有对乡村旅游与城市文明、乡村文明、生态文明关系的阐释,对乡村旅游与人类反贫困的关联和对其前景的展望,以及对其核心内容、成长模式、发展类型等等的剖析,尤其是对发展乡村旅游必须全心关注的产业构成等的强调,也许讫今也不失其意义。

  这些拙文,因为有些话说得略早一点,所以多为后期研究者所重视。除了有的曾被署名引用外,也有被他人改编或改写出现的(包括被“点化”,被重新“排列组合”等),虽然没有注出我的名字和原来的篇名,不过我觉得,只要能够被注意被采纳也都是值得高兴的。如果就全国的研究而言,前面已经述及,乡村旅游这满园植根当代乡村旅游土壤的大树,确实已经果实累累了。在其研究的长河里,无论是全面归纳还是条分缕析,无论是实践描述还是理论创新,都是后浪推着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所以,应该满怀热情地期待中国乡村旅游研究有更多更新的成果,更期待中国乡村旅游迎来它发展的新时期。

  正是因为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普及与多样,我国乡村旅游研究的广泛与深入,无论是笔者个人还是别的高人,如果没有继续深入的实地实践,没有长期积累的无懈思考,再要提出对中国乡村旅游的全面概括,再要提出对乡村旅游的研究新意,那的确是很难很难的了。虽然《庄子·秋水》也早就说过“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但是,有鉴于当前实践与研究的宏大背景,笔者在这里也就只能够“管窥锥指”了。

  当前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热点之一,是民宿。但是,除了一些合于此前人们公认“民宿”概念的真正民宿外,不客气的说,其大多是借用“民宿”名义的乡村宾馆。他们有的是借用或改造原来村民的住房,收购或新制一些旧式家具,在加上一些艺术化的新旧陈设;有的甚至就是建筑艺术家和内装修专家的全新建造,而服务也大多选用的是现代酒店的服务,只不过宾馆的地址选在了生态环境优美的乡村罢了。所以它们的名字也许应该叫做“乡村宾馆”或“乡村创意宾馆”更好些,或者也不妨称之为“仿民宿”(北京北海公园的“仿膳”饭庄的名字就很科学:“我不是真实的清宫御膳,而只是仿仿清宫御膳而已”)。

  虽然这样的“乡村宾馆”有些生意很好,非常成功,浙江、四川等地都有一些成功的例子;但是生意不好的却也大量存在。即使不谈这样的对乡村的改造是否合适,即使只谈经济利益,那种鼓吹大力发展这种“民宿”的想法和做法,对乡村旅游而言,也都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有人把改造乡村民居用以接待旅游者作为发展乡村旅游的范式,甚至将其误称为“古村的活化”,这也是值得再考虑再推敲的。就总体而言,的确乡村的生命在于现代人的居住,利用民居接待旅游者业不失为一种思路的方法;而且乡村旅游的开展,也的确为乡村的保护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作为部分利用的方式之一,“古村活化”无疑是一种不错的思路,但是如果将这个办法的无限度地普遍推广,则有可能使我们的古村成为一个失去内涵只有外壳的僵尸,这是不能不预先提醒的。

  乡村的保护,尤其是古村落的保护,必须有一部分是原状的静态保护。这里不妨考虑适度借鉴自然保护区对核心区、缓冲区和试验区的设置,将目前原真性较好的乡村民居群落和街区设为保护核心区,适度借助目前文物保护的办法给以管理规划;自然那些愿意不改变原有生活方式的居民也仍然可以继续在里面居住。

  迫在眼前的,是我们需要原真性保护。旅游研究者和旅游工作者有自己认识古村落的视角,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建筑学家、考古专家、民俗学家,以及画家、音乐家等等,也都有自己认识古村落的独立视角和听觉。发展旅游,可以让这些专家比较方便地来到乡村,使他们有机会从自己的独特视角去认识、去发现中国古村落的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如果没有原真的保护,就没有对乡村的全面认识。笔者在《广义旅游规划》(又名《旅游规划的广义拓展》)一文中特别强调过旅游“资源的有限性与认识的无限性”,即世界上的物质性资源是有限的,但是人们对他的认识却是无限的,因此,只有有了对乡村的原真性保护,有了其蕴含真实价值的完整载体,对于中国历史、社会、建筑、考古、民俗等方面的研究者,以及艺术家们来说,也才能够有机会自己去认识、去发掘我们的先辈对村落和人类生活环境的文明创造的留存,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够发现我们今天所没有发现的文化价值。

  说了住,再来说吃。这几年,陕西礼泉的袁家村旅游特别红火,不仅游客去得多,而且很受业界学界的追捧。应该说,袁家村的人文资源的确是很独特的,可是唐代的遗存在旅游发展的初期并没有成为它的得力依托,反倒是植根乡村民俗,把各地都较为广泛存在的民间饮食文化集中过来后的引力,成为了它旅游引力的核心。就好像北京延庆柳沟的豆腐宴一样,也是在与多数乡村相似的乡居环境中,把原来并非本村独具的特色做成了本村的驰名旅游产品。

  有研究者立意要推广袁家村的模式,如果是指总体发展思路,那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仍然瞩目于民间饮食制作与品尝,在一省内的某几个城市群周边试着发展不多的这类乡村,或也未尝不可继续试试,如果还想把摊子铺得更大,那最后涌来的将是红海的淹没。

  如果略去袁家村旅游发展中仍有的不足,只从其成功项目来选择,我们乡村旅游的发展,也许就过分东施效颦了。在我们的文化中,除了饮食文化外,物质类文化、非物质类文化的遗存真是太多了。在人类文化的变迁中,较之中心大城市习俗的快速变化而言,乡村(尤其是边远的乡村,交通不便的乡村),留下的早年的文化遗存就会更多一些。所以尽可能地关注这些遗存、发掘这些遗存,不仅仅是民族的需要,也是旅游发展的实实在在的“资本”。

  比如,就应该看到,最初作为农民副业性质的家庭手工业,以及在被称作“人类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时分离出来的独立手工业者和他们的作坊,实际上在历史的土壤中仍然大都扎根在乡村,而且一直在为乡村居民服务着;即使在现代工业发达的今天,一些乡村仍然更多地保有了手工业的残存;一些过去的手工业者虽然现在已经不再操持旧业,但也仍然生活在乡村。

  我们国家和社会,现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了较深的重视。应该看到,其实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是以物质形态的外壳来体现的。手工业者借助今天的物质材料,用其手工的技艺制成今天的手工器物,不管是日用品还是艺术品,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消耗性地在市场上的体现。而这些,正是乡村旅游发展可以借助的文化传承。如果对一些手工业的技艺,能够有一些像袁家村对于民间饮食那样地重视,也采用袁家村类似的支持激励的办法,那么其效果将不会局限于推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因为这不仅对非物质文化有了活化的保护,那些掌握手工技艺的老人,在向旅游者展示他们的技艺,向旅游者出售他们的产品的同时,还可以在合作者中收徒,从而培养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的“传承人”。

  由于这种手工技艺的历史蕴含和趣味性,现在有关“运钧”的陶瓷制作体验已经在不少地方成为了旅游的热门项目。但是,中国千千万万的手工技艺现在却仍然“养在深闺人未识”。如从简单的类别来划分,除了各类陶瓷的制作外,金银铜铁锡器物的打造和刻饰,棉麻丝的纺织印染刺绣与滕竹的编织,竹木造纸与文房四宝的生产,玉石的鉴别与玉器的雕琢,还有中国“四大发明”的传统印刷技术的实践等等,等等,也都是开发旅游吸引物的宝藏。

  笔者在2006年《村旅游与城市文明——关于乡村旅游的人文精神》的论文中,以及在2015年答《南方日报》记者问时,都曾经提出过自己对乡村旅游“旅游扶贫”的看法。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农村,也离不开农业,乡村的贫困状况必须尽快得到根本扭转。在与世界性的“反贫困”行动同步迈进时,国家和旅游业提出“旅游扶贫”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它的确是帮助乡村减轻贫困或摆脱贫困的必要措施之一。但是旅游者和乡村,却不能把自己的旅游出行和旅游接待的关系理解为“扶贫”的施与和承受,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必须是平等的。

  笔者认为,中国的乡村发展与农业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乡村要摆脱贫困,其主要措施仍然必须靠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因此,乡村旅游除了生产旅游产品以供旅游者享用外,还有一个并不属于自己却自己应该尽力担起的责任,那就是展现我国乡村的发展前景,吸引更多的有志者(经营者、投资者等)投身到现代农业的发展中去。

  当前我国的农业,或者说还仍然处于综合效益不高的阶段,许多农产品都需要进口才能够满足国人的需求。据国家粮食局的统计,2017年,我国农产品进口1258.6亿美元(同比增长12.8%);贸易逆差503.3亿美元(同比增长30.4%)。其中,谷物共进口2560.1万吨(同比增16.4%);棉花进口136.3万吨(同比增9.9%);食用油籽进口1.02亿吨(同比增13.9%);食用植物油进口742.8万吨(同比增7.9%)。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啊!然而,尽管我国自己生产的农产品价格已经高过国际价格许多,但是我国农作物的许多生产者却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调查测算,尽管2017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已经较上年末减少1289万人,可是仍然还有3046万人之多。有资料透露,如果按照世界银行2017年的贫困线的中高标准,中国贫困人口应该是3.08亿(贫困率为22.16%)。而这些贫困线下的人口,就大多生活在农村。农业生产者的贫困,自然与农业生产的诸多因素有关(诸如土地使用制度、生产方式、生产技能、经营模式,以及相关支持等等),更与农业生产的成本居高不下有关。

  可是,全国也仍然有不少的农业生产者正在逐步走向小康乃至富裕。所以我们乡村旅游,就必须努力为旅游者展现我国农业生产改革成功的一面,无论是农业生产者的自我创新,还是对世界农业先进经验的借鉴,也无论是对机械化集约化的美澳模式的适度借鉴,是对地少人多以科技和管理提高单产的日荷模式的适度借鉴,还是以色列的科技农业模式的适度借鉴,亦或是对推动土地连片及“一加一减”等农业结构调整的法国模式的适度借鉴,也不论是农场、庄园还是个体农户,只要能够提高质量产量,能够确实保护农村生态环境,能够增加农民的农耕收入,只要是诚实劳动,我们的乡村旅游都应该努力设法向旅游者(大众旅游者,以及实业家、投资者、相关官员和异地的农业生产者)去展现他们。由于这些生产活动的新颖性和差异性,所以在经过策划和设计后,都可以成为极富引力的乡村旅游新项目、新产品。这些新内容的推出,必将大大地增强游客对中国农业发展的信心,乃至引致其中部分有志者决心投身中国农业的发展,投身中国乡村的建设,或者其中的考察旅游者还将进而借鉴他人的成果将自己的生产进一步推向现代化,将中国农业高度现代化的星星之火煽为燎原之势,那么乡村旅游对中国的贡献定将是大而又大的,比起十个八个村子因开展旅游接待而富裕起来,也定将强过百倍千倍。

  面对中国农业发展的现实,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必须有强力的推进。如果说乡村旅游确实可以发挥“反贫困”或“扶贫”的作用,那么如果它能够在推动中国农业现代化上发力,推动乡村的全面富裕,那么它对中国的贡献,也定将是对旅游发展三大功能的巨大升华。

  以上拙见,谨供读者参考。笔者对自己的眼光狭窄和见识短浅早已有了自知之明,就像《韩诗外传》卷十所说的那样,“以管窥天,以锥刺地——所窥者大,所见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不过这里也仍愿意不揣浅陋,贡献出来,或可博得诸家一哂。